新型国际关系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超越

2019-07-13 09:24栏目: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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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周边关系、新型多边外交和新型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进行实践创新。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开创了国际关系史上最伟大的实践;在目标上,新型国际关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宗旨,彻底摆脱了狭隘的国家利益、狭隘的国家安全以及追求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传统国际关系的束缚。因此,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为新时代国际关系提供的价值方案、理论方案、实践方案和目标方案。

  内容提要:中国十八大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在随后的五年中,中国不断开创国际关系的新境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创新。在此基础上,十九大提出新型国际关系的新主张。所谓“新型国际关系”是相对传统国际关系而言的,它在价值、理论、实践和目标四个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超越。在价值上,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基本外交伦理,是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大价值创新;在理论上,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理论内容,是新型国际关系在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在实践上,从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周边关系、新型多边外交和新型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进行实践创新。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开创了国际关系史上最伟大的实践;在目标上,新型国际关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宗旨,彻底摆脱了狭隘的国家利益、狭隘的国家安全以及追求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传统国际关系的束缚。因此,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为新时代国际关系提供的价值方案、理论方案、实践方案和目标方案。

  继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之后,十九大又进一步提出了“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倡议。①这不仅体现了中国的理论创新勇气,也表现出中国实践探索的精神。毫无疑问,“新型国际关系”既是在外交思想指导下的理论创新,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历史传承,这种思想“体现了中国外交继承传统又与时俱进的特点”。②当然,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等中国概念一样,国际社会对“新型国际关系”这个理论概念也产生了某些怀疑。一方面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新型国际关系”进行必要的理论阐释,国内学者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进行了学理性阐释,认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就是“合作共赢”,③“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其本质是顺应世界潮流,摈弃零和博弈思维,避免单边霸权行为,以开放包容的建设性路径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以协调合作的建设性方式促进国际关系的优化”。④因此,有学者称之为“合作主义”政治学,并认为这是中国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和“大国政治悲剧”的路径。⑤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仅仅从中国外交所追求的未来目标来理解“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是不够的,无论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思想还是“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都要置于与西方大国成长模式的比较框架中来认识和理解。“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是处于“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中崛起的非西方大国,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主要出于防御目的,希望能够和平崛起、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应有的尊重,以及为维护国际秩序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可能就是当下所讨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含义”。正因为如此,“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建立,关键在于美国是否真正接受中国的崛起,中国是否被接受为具有合法性的大国俱乐部成员,参与国际规范和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同时也取决于中国自己的战略选择”。⑥更为重要的是,“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继“三个世界”理论之后或者说是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之后第一次对国际关系进行定义,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能否接受这种定义,实际上既是对中国也是对“转型中的世界”的一种考验。这种“转型”不仅体现在结构上,也体现在时空维度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忽视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而中国提出新型国际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从根本上突破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构建了国际社会的新型时空观:在时间维度上,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是时代的潮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是人类社会实践在时间维度上发展的必然;在空间维度上,“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有一个空间上的逻辑结构,即周边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特色外交实践在空间维度上调整的必然。⑦

  众所周知,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于西方,发展于西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从西方引进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就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倡议。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更是强调“中国理论、中国学派、中国特色”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内在规律性要求。⑧自此之后,关于“中国学派”的讨论不断深入,尤其探讨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即中国和平崛起与融入国际社会。有了对核心问题的自觉,我们才能具有理论的目的性自觉,这是建立中国学派的必要条件。⑨正是对核心问题的把握才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而中国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称为“新型”,是因为超越了传统的国际关系。对“新型国际关系”的研究不能回避传统国际关系,甚至必须与传统国际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才能体现“新型国际关系”之“新”。诚然,国内学术界对此有所关注,并认为新型国际关系是与传统国际关系相对而言,必定展现出新特征。也就是说,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模式,在核心理念和目标模式的引导下,新型国际关系在主要内容、主题、国家间关系定性、主要矛盾和主要行为方式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国际关系的新特征。⑩但是,关于“新型国际关系”究竟在哪些方面对传统国际关系进行了超越,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本研究认为,中国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将从价值、理论、实践和目标四个方面对传统国际关系进行历史性的超越。

  近代国际关系始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从主权的确立开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形式上确立了欧洲大陆各国的边界,承认国际之间大小国平等、信教自由原则,揭开了欧洲近代国际关系的序幕。(11)可是,源于布丹(Jean Bodin)的主权学说本是为了反对分裂、对抗贵族以及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12)但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不仅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依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强调的“大小国平等”原则在“丛林法则”之下不过是一种空想。由于系统的主权理论的诞生,“随着16世纪至17世纪教廷控制力的下降和越来越多主权国家的兴起,人们的注意力从过去教皇与国王之间的关系(教权与世俗权力的关系)逐渐转移到新崛起的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强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国际关系)”。(13)这种国际关系就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的一种不存在最高权威时人类社会所存在的“自然状态”,也就是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敌对状态”。因此,主权与“自然状态”使战争成为16世纪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14)仅仅法国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就与邻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有1689-1697年、1702-1714年、1739-1748年、1756-1763年战争等)。也正因为如此,康德(Immanuel Kant)才提出建立“永久和平”的价值主张,并通过“自由国家的联盟”来实现“永久和平”的价值目标。在康德看来,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彻底根绝战争,是因为人类存在向善的法则、自然演进的法则和政治与道德合一的法则。这些法则是人类社会根绝战争的充分条件。(15)然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在拿破仑战争之下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克劳塞维茨(Karl Phili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所谓的“利益的冲突是人类的本性使然”。由此可见,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现实主义主导了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史。换言之,在“丛林法则”之下,平等与和平的价值最终是完全落空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由主义的价值基础一度占据国际关系的上风,这种价值是通过威尔逊主义即国际联盟体现出来的。它的本质在于:依靠国际联盟,全体或绝大多数成员国被设想在任何情况下就维护国际和平必有的共同利益、共同认识和共同行动,制裁任何胆敢侵略的国家。其功能实际上就是保障国际集体安全。然而,威尔逊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混淆了“应然”与“实然”,将主观愿望视为客观实际。因为,“集体安全义务的普遍可接受性还基于这么一个假定:各国或者将本国利益完全等同于由世界普遍和平定义的人类利益,或者完全漠视自己的特殊利益,时刻乐意将此利益从属于维护普遍和平的需要”。(16)在主权国家成为国际主要行为体的情况下,漠视主权国家的利益或者将主权国家利益淹没在集体利益中,显然是以集体主义替代了个人主义,将集体的道德置于个人道德之上。当然,主导国往往会把自己的利益视为集体利益,而以“集体安全”、“反对侵略”等口号宣称主导国家与整个世界在维护和平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17)美国在一战后虽然还不是主导国家,但威尔逊总统已经把美国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视为一致的利益,显然要使美国成为主导者。(18)这表明,威尔逊的原则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威尔逊倡导国家大小平等和持久和平,另一方面又力图使美国成为主导者。因此,威尔逊主义一方面不断招致现实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使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中等强国”的崛起遭遇“中等强国”危机。(19)这种危机是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作为战争策源地表现出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宣告了威尔逊主义的失败,也意味着乌托邦主义所追求的持久和平的价值的彻底崩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真正的主导国,但此时不再以理想主义的价值为基础和目标,更多的是凭借自身的实力来打造战后国际秩序。换言之,二战后,“权力政治学”真正回归了。从理论上看,“权力政治学”回归最重要的表现是汉斯·摩根索关于现实主义六原则的问世,即人性决定政治、权力定义利益、“以权力划定的利益”的不确定性、道德原则不适用于政治领域、不能将具体国家的道德扩展成为普遍性的标准以及坚持政治领域的自主性。(20)从现实主义的六原则可以看出,“权力政治学”将所有政治问题归结为权力问题,因而“权”和“利”是现实主义的价值基础,也就是以权力追逐利益,以利益来实现权力的最大化。二战后确立起来的雅尔塔体系也是集体安全机制,其价值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之中。第一条规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协调各国行动。第二条规定:会员国主权平等;善意履行宪章义务;和平解决争端;禁止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对联合国依本宪章规定而采取的行动,应尽力予以协助,联合国对任何国家正在采取防止或执行行动时,各会员国对该国不得予以协助;促使非会员国遵循宪章原则;不干涉内政。(21)然而,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还有一个最重要原则是“大国一致原则”,即大国在实质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这是联合国授予大国的特殊国际权利和责任。虽然其目的在于促进大国在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但这与宪章所强调的成员国平等原则是有冲突的。因此,在冷战后,一些国家包括伊朗、朝鲜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以维护联合国宪章的成员国平等原则的名义来追求所谓“平等拥核”的权利。这种矛盾所引发的联合国成员的权利之争,正是冷战后地区不稳定和国际热点冲突的根源。当然,其间出现了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等理论,但都没有绕开行为体利益的分析。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合作是“建立在共享利益之上”的,(22)建构主义则与现实主义的逻辑相反。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利益的来源,而建构主义则认为利益建构权力,但“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观点建构的”。(23)换言之,建构主义直接就把利益置于其理论分析的中心地位。因为“建构主义者认为行为是重要的,但是,只有在确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之后,才能够表述行为体的行为”。(24)由此可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以利益、权力作为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入口。

  人类社会虽然已进入21世纪,但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风云诡谲,雅尔塔体系依然发挥着作用。然而,雅尔塔的国际规则所呈现出的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合理现象,以及中国曾经遭受的殖民掠夺等因素成为中国主张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原因。此外,40年来中国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使中国为世界提供全新的价值成为可能。十八大以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探索逐步开始。例如,习主席在非洲访问时,用“真、实、亲、诚”来表达中非之间以义至上的传统友谊;(25)在韩国的演讲,则强调要以义为先、先义后利的思想观念来妥善处理国际关系,“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26)访问蒙古国时,习主席指出:“中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将坚持正确义利观,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27)在塔吉克斯坦,习主席撰文指出:“绝不牺牲对方利益谋求一己私利,而是坚持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28)这些仅是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初步探索,而经过五年的实践之后,一种支撑国际关系的全新价值基本形成。

  这种价值就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且与当代中国实践和当代国际关系的实际相结合的“义利合一”。前文述及,传统国际关系是围绕利益展开的,而新型国际关系之所以能够超越传统国际关系,最为根本的是价值上的超越,这种超越表现在“义”与“利”的关系上。“义”与“利”的不同关系反映了国际关系的不同价值基础,它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大问题。虽然历史上各家对此有不少争论,但都强调“国家百姓之大利”为义。正如冯友兰所说:“凡事物必重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方有价值。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人民之‘富’与‘庶’。凡能使人民富庶之事物,皆为有用,否则皆为无益或有害;一切价值,皆依次估定。”(29)中国传统的利益观经当代中国的实践改造以后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焕发出新的价值光芒。特别是自2013年以来,习主席在多次国际活动中的讲话都阐述并践行互利共赢的“义利观”,而且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达中国所坚持的“义利观”。总之,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承担负责任大国之责任的基本外交伦理,是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超越传统国际关系价值基础伦理的重大价值创新。

  新型国际关系对传统国际关系的理论超越主要是从内容上体现的。如何理解新型国际关系的内容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30)这是党的文献第一次提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这段话包括四部分内容。

  第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核心。传统国际关系虽然重视和平,但和平却是大国发动战争的一种借口,即战争是为了和平,而实际上就是为了建立自己主导下的“和平”。因此,简单地认为每个国家在维护和平这一点上有共同利益并不科学,关键还要看国家维护和平的方式和手段。爱德华·卡尔就指出:“如果我们泛泛地说维持和平是世界的共同利益,那么,这样的说法恰恰是违背事实的。还有这样一种观点:无论是维持还是改变现状,都要以和平的方式使其实现,这样做才符合全世界的利益。”(31)因此,从历史上西方大国崛起的历程来看,国际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崛起并用武力的方式摧毁原有国际体系、吞并弱小国家,最终建立自己主导下的国际体系。这也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不过,从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对外扩张或者说崛起国挑战守成国,并非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出了问题,而是崛起国、守成国内部问题没有处理好,尤其是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内部矛盾的尖锐化所致。当某种实力要素尤其是经济等硬实力要素在综合国力系统中出现畸形的新的骤然增长之时,这个国家往往会通过对外武力扩张的方式来转嫁国内矛盾,而且打着一种畸形的民族主义的旗号。因此,学界最近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实际上是指崛起国不满守成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而反对主导国的武力颠覆行为。这不过是一个假命题,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乃至一般的中等强国,当内部问题无法有效解决的时候就会采取非正常(主要是武力)手段向外转移危机。而这种情形恰恰如中国古代文人杜牧所说的那样:“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可称之为“杜牧陷阱”。特别是崛起中的大国不容易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更容易陷入“杜牧陷阱”。

  新型国际关系特别强调和平的重要性并且致力于和平,不仅把和平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而且把和平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那么,这种和平的手段是什么?和平的外交目标又具有什么内涵?从中国的外交实践来看,和平的手段就是指用经济利益的方式而不是用战争的方式来塑造国际秩序。正如前文所述,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显然缺乏公正性和公平性,但中国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后来者不能只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加入其中,还必须对这种国际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但是,中国的改革不是那种革命性的、颠覆性的改革,而是渐进式的、和平式的改革。这种改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市场对接式,也就是让中国的国内市场通过经济合作特别是贸易和投资合作与其他国家的市场对接在一起;同时,也包括使中国内部的市场机制与其他国家的市场机制在具体的合作中相互接纳,从而形成一体化性质的统一市场,最后相关各国必将会为维护这个市场的正常运作而形成共同责任和共同利益。另一种是利益嵌入式,也就是在市场对接之后,中国的一些利益就会通过经济合作嵌入相关国家的利益中。同样,那些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国家也会因经济合作把本国的一些利益嵌入中国的利益中。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也会形成利益的相互嵌入,继而在世界范围形成利益链。在这样一个利益链中,合作的各方会因利益的相互嵌入而形成高度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32)从作为外交目标的和平内涵来看,在新型国际关系框架中,和平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和共同命运基础之上的。这种和平具有可靠的基础。而在传统国际关系中,虽然也重视和平甚至也追求和平的目标,但一方面,正如爱德华·卡尔所说:“维护和平的共同利益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些国家希望不发动战争就可以维护现状,另外一些国家则希望不必发动战争就可以改变现状。”(33)这显然淡化了目标而强化了工具与手段的“和平”。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前者,和平如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则很难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世界和平、共同发展”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宗旨。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传统国际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霸权争夺型的国际关系、殖民扩张型的国际关系以及冷战型国际关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欧洲出现了短期的均势平衡,但战争很快又困扰着欧洲,而且是霸权交替性的战争。和约的签订也意味着西班牙在欧洲大陆霸权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法国称霸欧洲大陆,而德国依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一直是德国落后的重要原因。(34)荷兰正是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然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荷兰崛起为一个控制着世界的近半贸易和大部分海上航线、拥有世界一半的商船和军舰、号称“海上马车夫”世界海上霸主。从和约签订到荷兰崛起的大约100年里的国际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为争夺欧洲大陆霸主地位的弱肉强食的关系,各国之间不可能共同发展。从荷兰独霸到20世纪中期英国霸主地位被美国替代的200年里,国际关系可以概括为殖民扩张类型。尼德兰革命开启了西欧强国对外殖民扩张的历史。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工具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35)西欧资产阶级“创造”这种“世界性”和“文明史”无外乎两种手段:一是世界贸易;二是武力征服。即便世界贸易不是一种共赢的贸易,而是“出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并非是为了发展殖民地经济”。(36)当世界贸易无法达到其目的的时候,殖民者就开始干起鸦片走私的罪恶勾当。马克思当时就指出:“在1830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这种情形显然与资本的本性是相悖的,因此,西欧殖民者凭借东印度公司而在中印之间大肆走私鸦片,结果是“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37)而伴随鸦片走私而来的是西欧殖民者的炮舰政策。因为殖民者并不满足于鸦片走私,而是要求天朝帝国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英国政府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而中国禁止鸦片贸易。二者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大英帝国采取炮舰政策强迫清朝政府允许商人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而这样的结果,一是进一步伤害了中印之间的合法贸易,因为“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38)二是“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这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行政机关大规模的腐败性支出。(39)因此,殖民扩张的后果,就是西方殖民者获得了殖民地资源和财富从而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殖民地的人们则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由此可见,殖民扩张型国际关系不可能是谋求共同发展的国际关系。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时期,从而形成冷战型国际关系。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两大阵营没有直接的冲突,但在“中间地带”国家展开争夺,并且大多因争夺而爆发的战争都是小规模的代理人战争。苏美两大超级大国之间在“中间地带”国家的地缘争夺,是典型的零和博弈,因此,当时的国际关系根本不可能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

  新型国际关系有两组非常重要的辩证关系:一是“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的辩证关系;二是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辩证关系。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没有共同发展就难以实现和平发展。“零和”发展在国际关系中是难以持续的。反之,只有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发展。由此可见,二者是互为条件的。另外,在“和平发展”内部,“和平”与“发展”也是一组辩证关系,“和平”既是前提,也是手段。“发展”既是内部目标,又是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条件。没有内部的发展,中国就没有能力来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反之,只有同时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内部的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从第一组辩证关系又引出了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辩证关系。中国倡导构建的新型国际关系不是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而是把国家利益放在人类利益的框架里来实现国家利益目标。也正因为二者之间的一致性而非矛盾性,在国家利益拓展和增加的同时,人类整体利益也实现了增长。因此,通过这两组辩证关系的有效协调而最终在和平发展中实现共同发展。

  第三,“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石。它最初是中国处理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后来成为中国处理与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由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国际关系的现实,因此它被联合国确立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40)然而,这一原则实际上一直受到冷战的影响,并没有正常发挥其功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不断融入国际体系,与世界各国打交道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形下,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和平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国际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当时就指出:“霸权主义、集团政治和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41)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一直秉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不断提升,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国际社会中备受关注。尤其是各种有关中国的话语如“”、“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和“中国责任论”纷纷见诸世界主流媒体。为了向世界传达中国发展道路的理念,中国政府于2005年、2011年先后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中国的和平发展》两部白皮书,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立场和决心,也表明了中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十八大以来,不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且国际关系的内涵也需要不断创新。正是顺应这样的时代,中国先后提出了“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石依然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第四,“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实际上,“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内容依然是源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一方面,中国曾经遭受西方殖民者的殖民侵略,对丧权辱国、国破家亡有切身之痛,对国家在国际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有切身的体会,为国家在国际上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如1919年巴黎和会)而愤愤不平。因此,“中国作为殖民主义体系和西方主宰的旧秩序的挑战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42)然而,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增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从一个被排斥者转变为参与者、积极的融入者,而西方主导国家也开始积极接纳中国。但中国并非一个纯粹的参与者,毕竟现存国际体系仍然存在不公平的现象,中国的经历和利益决定了中国必须要做一个现有体系的改革者,尤其是要根据“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来对现有国际体系进行改革。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根本上是由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是由这个体系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作用所决定的。”(43)不过,这只说对了部分原因,另外的原因是由中国的大国责任决定的,即当年所说:“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44)这个责任就是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实际上也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核心内容。

  一切理论都来源于实践,理论的创新和超越源于实践的创新和超越。虽然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来的,但中国早就在实践中探索新型国际关系的可能性。其实践大致始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时期。众所周知,在建立了边境地区军事互信机制之后,中国、俄罗斯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认识到在、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严重威胁下,“进一步密切五国相互协作符合五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顺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时代潮流”。(45)因此,2001年6月,五个国家和乌兹别克斯坦在上海正式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成为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新型的地区合作机制。其内涵主要体现在2002年第二次元首会议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中。元首宣言和宪章都规定,成员国一律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本组织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外开放的原则,与其他国家及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线)此外,上海合作组织在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上海精神”,作为凝聚成员国的价值理念。而无论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还是“上海精神”的提炼,中国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体现了中国对新型国际关系伟大实践的探索。

  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主要从三方面展开:第一,新型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曲折中不断深化。2012年春天,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与美国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奥巴马政府积极推行“战略东移”,却掣肘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第二任期内,奥巴马又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虽然名称不同但内容依然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甚至还出台了不少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的政策来应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然而,中国依然坚持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来处理中美关系。特朗普上台后,回归到共和党的保守主义政策轨道上,不仅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放弃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而且在贸易问题上对华启动“不公平贸易调查”,包括近期对中国钢材等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等等。这一切表明,雅尔塔体系之下的国际贸易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以及在欧洲出现的状况(如英国“脱欧”等),意味着全球化出现了逆转。然而,从大趋势来看,尽管美国不一定完全接受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义,但美国也肯定了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作用。这正是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第二,从多边外交平台建设的实践来看,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和不断深化既有的多边外交平台,尤其是进一步对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多边舞台进行完善,包括继续推动“上海精神”深化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内的各项合作。与此同时,中国—东盟自贸区也实行了升级。2015年11月22日,中国与东盟10国政府,在吉隆坡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成果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近两年来,《议定书》对深化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以及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47)近年来,中国在二十国集团机制中的角色也日益凸显,一方面,坚持将二十国集团视为发挥全球经济治理作用的重要机制和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进行平等对话的平台;另一方面,中国也在价值理念、机制建设等方面用中国智慧做出了相应的贡献,(48)包括主张通过二十国集团这个机构来推进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49)此外,中国也强调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金砖褪色论”等论调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成为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战略力量。中国不仅把金砖合作机制视为新时代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实现形式,也把它作为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平台。(50)

  第三,从中国周边外交的实践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特别是离不开中国的周边。中国过去的对外开放首先是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开放,最初中国引进的外资绝大多数来自周边地区。40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通过经济合作的方式已经建立起一种“利益共同体”关系。这是中国推进构建新型周边关系的重要基础。十八大以后,中国特别重视周边外交。2013年10月,中央专门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习强调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过程中,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主要有四大结构性矛盾:一是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是指中国新的对外开放)与外界对中国的战略困锁(包括岛链困锁)之间的矛盾;二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周边国家的非武力挑衅的矛盾;三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在中国周边构筑的相关国际机制的矛盾(前有奥巴马政府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后有特朗普政府打造的“印太战略”等);四是中国和平崛起与美国“和平遏制”之间的矛盾(美国虽然不是中国的邻国,但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以及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方面,中美两国事实上成为“邻国”)。(51)面对这些矛盾,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周边外交上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努力化解周边风险,与周边国家一起携手建设新型周边关系。(52)

  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创新最重要的是“一带一路”的建设。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经过了近5年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与共同推进,取得了重大成效。众所周知,“一带一路”的本质就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近年来“五通”取得的成果大大超出预期。沿线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都与中国签署了有关合作协议,而且“一带一路”倡议还写入了联合国有关决议,这意味着“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中国的倡议,而且成为一种“世界方案”。这既是政策沟通的表现,也体现了相关国家在“一带一路”的认识上已经形成了民心相通。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全面展开,六大经济走廊把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国家从空间上联系起来,也把彼此的市场联系起来。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沿线国家的相关项目提供了必要的融资服务。这一切都极大地推进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而“一带一路”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上最为重要的实践在于,它通过非武力的方式重塑国际关系。这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或许有学者会认为,美国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主导国家并重塑国际关系就是一种非武力的方式。笔者认为,这种判断有欠客观。从美英两国来看,美国替代大英帝国的霸主地位的确是和平方式的权力转移,“但试想想,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是否会和平取代大英帝国?虽然这种战争不是发生在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但战争的确是摧毁大英帝国霸权地位的根本原因。因此,美英之间的权力转移严格来说也不是一种和平转移方式”。(53)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战争并非发生在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而是崛起国利用合法性战争成功取代了守成国的主导地位。而“一带一路”不是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者,更不是要颠覆既有的国际体系建立中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而是在维护既有国际体系的前提下,谋求和平、合作、共赢和发展,来推进既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变革,从而修正原有的缺陷。

  国际关系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把“国际关系”视为一种理论,那么我们会发现,一切理论都专注于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而很少论及理论的目标诉求。当然,在对历史现象的解释中也或明或暗地包含着其目标的内容。乌托邦主义是“以神权权威为基础的普世伦理和普世政治体系”,而这种预设影响了后来18世纪的近代乌托邦主义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理念。然而,“理想主义可以虚构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但却不能使其成为实实在在的现实”。(54)自由、民主的社会理念移植到世界事务中后面临种种困惑,尤其是国际联盟虽然承认所有国家一律平等,但却确立了大国在国联行政院的主导地位,以至于它虽然追求康德式的“永久和平”的目标,却限制了合法诉诸武力的权力。这只是理论上的设想,但实际上任何国家一旦成为主导国后都会使和平目标包含自己的既得利益。否则,和平就难以维系。也正因为大国处于国际联盟的主导地位,和平不过是大国的利益甚至是大国利益的工具而已。国联的最终失败表明,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国际关系是无法持续的。当然,康德式的“永久和平”,“无论如何,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它代表着近代以来国际自由主义的最高追求”,以至于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主义学派、90年代复苏的新自由主义学派,都或多或少地与康德式的“永久和平”思想存在某种渊源。(55)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虽然批判了理想主义思想的虚幻性,但“纯粹的现实主义无法为有目的、有意义的行动提供基础”。(56)尤其是现实主义是以权力为追逐的目标,而权力在国际事务中集中体现为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绝对主导性地位特别是霸权。其结果是,为了权力,不同国家之间必然爆发冲突与战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指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守成国)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崛起国)之间为了争夺希腊霸权发生的冲突乃至战争。若把“国际关系”视为一种实践,则无论是自由主义(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都会以国家利益为目标,而主权国家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会产生矛盾,一旦激化就必然是冲突与战争。这正是传统国际关系难以摆脱的宿命。

  相反,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完全不同,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作为一种实践,它的目标都不是狭隘的国家利益、狭隘的国家安全以及追求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目标既不像乌托邦主义那样虚无缥缈,也不像现实主义那样陷入“丛林法则”中。这是新型国际关系对传统国际关系史无前例的超越,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得到解释,具体可从三个核心概念来理解。

  第一,“人类”。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是新型国际关系的价值内涵,即人类是一个整体,是基于共同价值之上的整体。只有人类才能构筑共同的价值,除人类之外的一切动物是不可能构筑作为“类”的共同价值的。前几年,有不少学者借用恩格斯批判杜林的“永恒道德”来批判今天的“普世价值”,现在也有学者开始以同样的逻辑来批判“共同价值”。实际上这是对恩格斯的误解。恩格斯虽然指出,如果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57)大多数人都是引用恩格斯的这一句话来证明不存在超阶级的、对各个阶级都“绝对适用”的道德。但是,恩格斯同时还指出:“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这不至少就是一成不变的道德的一部分吗?——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58)由此可见,恩格斯反对“永恒道德”,但他承认不同阶级的道德只要是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之下、在相同的经济发展状况之下是存在一些共同内容的。不过,他又“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因为“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59)据此,我们不难发现,恩格斯并没有否定不同阶级、民族之间拥有某些共同的道德。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强调没有“永恒道德”,更多的是从时间上来考察的。他指出:“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这个戒律是否因此而成为永恒的道德戒律呢?绝对不会。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偷盗的社会里,如果一个道德说教者想庄严地宣布一条永恒真理:切勿偷盗,那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60)当然,恩格斯承认:“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61)。也就是说,道德的阶级属性是以社会在阶级对立中运动为前提的,而在无阶级的社会中,永恒道德是存在的。(62)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处在阶级社会之中,“人类”的共同价值不是永恒的,而是在同一时间上、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状况之下的共同价值。

  第二,“命运”。这个概念所指的是新型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趋向,是以时间为函数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在前工业化社会,人类的命运似乎没有被捆绑在一起,因为相对于工业化时代而言,资源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然而,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先进的生产力对资源的消耗迅速增长,资源与人类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包括人与环境的关系,如环境污染、保护生物多样化问题;社会对自然开发的问题,如自然资源保护问题、能源开发和利用问题、自然界新的全球性客体的报复性开发问题、宇宙空间的开发问题和海洋开发问题;人口问题、教育问题、健康问题、新技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条件下人的适应问题等。这些问题可能与全球化有关,有的甚至超越全球化本身,都关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是共生共存的。

  第三,“共同体”。这个概念所指的是新型国际关系的物理性载体,是以空间为函数的国际社会发展状态。传统的共同体内涵是,“人们结成这样一个单一共同体,那么对共同体任何一个成员的伤害必然意味着对整个共同体的伤害”(63)。因此,这种共同体的结果就必然是诉诸“集体安全”。冷战时期的结盟组织如北约和华约都是这种所谓“共同体”组织。带领中国人民告别了“集团政治”的国际关系而奉行不结盟外交,那么又如何理解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共同体”思想呢?实际上这与不结盟外交并不矛盾。这种共同体是结伴而不结盟的共同体,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共同体,也是开放的共同体,也就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共同体。

  因此,新型国际关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诉求,其具体内容就是以共同价值为基础的,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手段,以全球伙伴关系为纽带,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开放的姿态和高举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来追求人类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的“天下大同”世界。

  ①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

  ②袁鹏:“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思想与战略布局”,《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1期,第1-8页;李文、沈予加:“论外交思想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指导意义”,《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3-10页;阮宗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超越历史赢得未来”,《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第22页。

  ④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第7页。

  ⑤刘建飞:“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合作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第189-202页。

  ⑥张小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解读”,《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1期,第49-58页。

  ⑦袁伟华:“时间与空间:新型国际关系中的时空观”,《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第26-43页。

  ⑧梁守德:“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1期,第15-21页。

  ⑨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

  ⑩刘建飞:“新型国际关系基本特征初探”,《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第17-27页。

  (11)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

  (12)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13)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14)参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52页。

  (16)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

  (1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19)[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68页。

  (22)[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

  (23)[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25)习:“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2018年3月21日访问。

  (26)习:“共创中韩合作美好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伟业”,,2018年3月21日访问。

  (27)习:“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的演讲”,,2018年3月21日访问。

  (28)习:“让中塔友好像雄鹰展翅”,《人民日报》2014年9月11日01版。

  (2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30)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58页。

  (31)[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第51页。

  (32)胡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欧亚大陆秩序的重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4期,第13-19页。

  (33)[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第5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36)胡键:《资本的全球治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4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8页。

  (40)1953-1954年,中国、印度、缅甸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1970年和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宣言正式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此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石。

  (41)《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283页。

  (42)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与空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44)《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6页。

  (45)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与新机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47)胡键:“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第3-15页。

  (48)刘宏松:“政治机会与中国在二十国集团机制中的政策倡议”,《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4期,第31-37页。

  (49)刘宗义:“‘二十国集团’转型与中国的作用”,《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7期,第13页。

  (50)赵可金:“中国国际战略中的金砖国家合作”,《国际观察》2014年第3期,第44-58页。

  (51)胡键:“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四大结构性矛盾”,《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54-61页。

  (52)近年来,周边国家在南海、钓鱼岛、东海油气开发和洞朗等问题上,挑战中国和平发展的底线和国家利益的底线,但都被中国以高超的战略智慧所化解。特别是洞朗对峙,莫迪政府意在追求印度自身绝对安全、维持印度主导下的“南亚秩序”,以及夯实印度与美日等国的战略合作基础,但中国政府坚持“中印互为发展机遇”、“中印互不构成威胁”这两大基本原则,坚决抛弃“零和博弈”思维定式,并努力尝试在两国利益交汇区共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地区秩序。最终,洞朗对峙迎刃而解,中印关系在厦门金砖峰会之后逐渐缓和。相关分析参见胡仕胜:“洞朗对峙危机与中印关系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1期,第9-22页。

  (53)胡键:“战后国际冲突管理模式及其特点研究”,《国际观察》2016年第4期,第125页。

  (54)[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第22、28页。

  (56)[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第93页。

  (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62)胡键:“全球治理的价值问题研究”,《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第3-15页。

  (63)[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徐强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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